故事講述 : 閆恆星
寶雞市關學文化促進會黨支部書記、主席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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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• 1

      北宋真宗天禧四年(1020年),張載出生在長安(今陝西省西安市)一個普通人家。後來,因為父親工作調動,他們全家就遷到了四川居住。

      張載15歲那年,他的父親張迪在涪州令的任上不幸病故了。於是,張載與母親攜帶年幼的弟弟,護送着父親的靈柩離開四川,想要回到家鄉。

      他們從斜谷道進入秦地,在進入郿縣(今寶雞眉縣)東行一段路程後,發現所帶的盤纏嚴重不足,加之當時前路上還時有戰亂髮生,所以就將亡父改葬於橫渠鎮南八公里外的大振谷迷狐嶺上。

      從此,張載便在郿縣安了家,還進入當地的崇壽院讀書。

  • 2

      宋仁宗景祐元年(公元1034年),張載攜弟弟張戩在護送父親靈柩回老家的途中,路過勉縣武侯祠時決定稍作停留,參拜瞻仰。

      諸葛孔明的一生如電影在張載心頭回放,他的鞠躬盡瘁,死而後已的精神,他的知人善任、運籌帷幄的智慧在15歲少年張載的心頭再次掀起波瀾,於是他提筆寫下被後人稱為“六有”的題言: “言有教,動有法,晝有為,宵有得,息有養,瞬有存。”意思是:説話應有教養,行動應有規矩。白天要有所作為,晚上應當靜思自己的心得。休息時必須保養身體與氣質,在瞬息之間也不能放心外馳,而要有收穫存養。

      “六有”被後人推崇為張載教育思想精髓之一,廣為流傳。

  • 3

      仁宗慶曆元年(公元1041年),二十一歲的張載寫了一篇《邊議九條》,親自呈送給當時任陝西經略安撫副使、主持西北防務的范仲淹。他在與范仲淹的對話中,大膽陳述見解,並請求給他機會,讓他上戰場,殺敵寇,平邊關。張載的言談讓范仲淹十分喜歡,他預見,這位年輕人,若致力於學問,將來必成大器。於是便勸告他放棄從武的打算,潛心研學,用思想引領更多的中國人。

      張載聽從了范仲淹的勸告,回家後一心一意做起了學問,為大儒之路打下了堅實的基礎。

  • 4

      回到家鄉的張載,聽從了范仲淹的勸告,開始了苦讀儒家經典的研學之路。讀《中庸》時,深感困惑多多,於是博覽羣書,佛學、道家、天文、醫學都一一精心研習,經過十多年的苦讀,他終於悟出一個道理:儒、釋、道是互通互補的。他着力研究《周易》,並以此為根據,逐漸建立起自己的學説體系。

      在橫渠,流傳着很多關於張載廢寢忘食的苦讀故事,其中一則是,他在書房的廊柱兩側寫了一幅楹聯“夜眠人靜後,早起鳥啼先”,告誡自已要抓緊時間,刻苦讀書。

  • 5

      張載愛一切人,愛一切物。思想如此,行動也是這樣。 仁宗皇佑五年(公元1053年)二月,岐州(岐山縣)發生旱災,莊稼顆粒無收。據記載,當時路上到處都是餓死的饑民,有些地方,人們實在撐不下去了,甚至出現人吃人的現象。消息傳到張載耳中後,他每次吃飯,對着飯菜都難以下嚥。他説:“我們有同胞因為飢餓而死啊,我怎麼能吃得下去呢?”他還寫下文章,希望官員們廣開救濟之路,像愛護自己和對待親友一樣,關心黎民民姓和世間生靈。

  • 6

      仁宗嘉祐二年(公元1057年),這是一個應該被中國文人歡呼的年份。這一年,38歲的張載進京趕考,和被世人熟知的蘇軾、蘇轍兩兄弟同登進士榜。

      候詔待命的那段日子,張載應邀在開封相國寺講授《易經》,據記載,登門求教者絡繹不絕。張載由此結識了表侄程顥、程頤,三人一起談論《易經》。第二天,他當即撤去自己的講習專座,向前來求教的人表示:“易學之道,(吾)不如二程”。”請大家向二程求教。於是,二程名聲京城大震。

      張載此舉被傳為美談,他的謙謹求實,也被世人深深欽佩,後來,宰相文彥博聘請他為長安學宮教授。

  • 7

      張載除了當“京官”,一生還在三個地方做過官,一處是祁州(今河北安國),任司法參軍;一處是丹州雲巖(今陝西宜川境內),任縣令,一處是渭州(今甘肅平涼),任軍事判官等職。

      張載為官期間,不僅政令嚴明,而且積極推行德政,提倡尊老愛幼的社會風尚,深受當地百姓愛戴。

      在任雲巖縣令時,每逢月初,他都會設宴邀請四鄉長老到衙門聚會,從中瞭解民間疾苦,用實際行動來踐行儒家“仁者愛人”的核心理念。張載當政期間,縣衙每出規定和告示都要召集鄉老,反覆叮囑到會人等,使之轉告境內鄉民。據説,張載所發教告,言語親和簡潔,即使是不識字的白丁、婦孺,別人一讀,也馬上明白告示所説的是什麼事。

  • 8

      英宗平治四年(公元1067年),48歲的張載在渭州協助環慶路經略使蔡挺籌劃邊防事務,因為他勤勉敬業,又足智多謀,深受蔡挺倚重,軍府之中無論大事小事,蔡挺都要向他諮詢。

      張載把這份信任用得“十分妥當”,他多次推行利國利民的政策。他曾説服蔡挺在霜旱之年動用軍費救濟災民;他曾創立“兵將法”,推廣邊防軍民聯合訓練作戰;他曾提出罷除戍兵(中央軍)換防,招募當地人取代等建議。

      在身體力行的同時,他還不忘撰寫策論,具體有《經原路經略司論邊事狀》和《經略司邊事劃一》等。

  • 9

      神宗熙寧二年(公元1069年),御史中丞呂公著鄭重向神宗皇帝推薦了張載。張載應召面見神宗,對於神宗提出的各類治國為政問題,對答如流,神宗非常滿意,想讓他到二府(中書省樞密院)任職。張載認為自己剛調入京都,對朝中事務還需要進一步熟悉,最後被任命為崇文院校書。

      當時正值王安石主持“熙寧變法”。王安石就變法詢問張載的意見,期望得到他的支持。張載主張以循序漸進的方式來推行各項新政措施,不能操之過急。王安石的原話是:“朝廷要實行新法,恐怕會有障礙,你能助我嗎?”張載的回答是:“如果您能與人為善,那麼天下之士誰不順從呢?如果您教玉人琢玉,強人隨已,恐怕就會有人反對了。”

  • 10

      熙寧二年(公元1069年),張載出任崇文院校書之後,朝庭派遣張載遠赴浙東明州(今浙江寧波)審理忠正軍節度副使苗振貪贓一案。臨行前,神宗皇帝召見張載,反覆叮囑,苗振案影響很壞,希望張載能夠客觀公正,排除干擾,對此案認真審理,做出判決。

      為了徹底查清苗振案的真相,張載事前做了充分的準備工作。到達浙東之後,張載多方走訪,調取證據,認真梳理案情,最後查實苗振並沒有貪污事實,只是挪用官鐫,於是,堅守事實,將苗振由死刑改判為撤職。

  • 11

      神宗熙寧三年(公元1070年),皇帝任命王安石為同中書門下平章事,大權在握的王安石開始大張旗鼓地推行新政。此後,朝庭上,天天都在上演“變法”與“反變法”的各種鬥爭和較量。

      張載的弟弟張戩就因變法一事與王安石意見相左,併發生激烈衝突。結果,當年四月,張戩即由監察御使裏行被貶為公安(今湖北江陵)縣令,外放出京。

      弟弟被販,張載的日子自然也不好過,於是,張載決定急流勇退。他以病情為由再次奏請辭官。不久後,便如願迴歸故鄉橫渠鎮,繼續他的學術研究和教授學生之路。

  • 12

      張載辭官回到橫渠後,依靠家中薄田度日,過着粗茶淡飯、布衣麻鞋的儉樸生活。他開始創辦橫崐書院,招收學生,正式步入後半生的“教書匠”生涯。

      在之後的漫長歲月裏,張載日以繼夜地研究學問,講授經義。閒居講學期間,張載寫下了大量著作,對自己一生的學術成就進行總結。

      張載在教學中,學與行並重,他親自帶領學生進行恢復古禮和躬行井田制的實踐,都取得一定成就和社會影響。時至今日,橫渠鎮崖下村、扶風午井鎮、長安子午鎮一帶仍舊保存着相關遺蹟。

  • 13

      張載將儒學發揚廣大,並逐漸創立自己的思想體系(即關學),關學創立之初,關中學子紛紛追隨,其中以藍田呂氏兄弟呂大鈞、呂大忠、呂大臨最為著名。他們雖然已有相當身份,但仍然向張載“執弟子禮”。他們不僅虛心學習,還積極實踐,留下了享譽一時的《呂氏鄉約》。

      關學在三秦的傳播為關學發展奠定了政治、經濟基礎,使關學與二程的“洛學”、周敦頤的“濓學”、朱熹的“閩學”以及王安石“新學”形成鼎立之勢,共同構成了宋代儒學的主流。

  • 14

      張載在講學中,善於總結歸納,且筆耕不輟。他的一生留下了很多著作,傳世的有《正蒙書》《橫渠易説》《經學理窟》《橫渠中庸解》《禮樂説》《論語説》《祭禮》《孟子説》等,他的言語也被弟子們仿效《論語》錄著為《張子語錄》一書。

      張載在熙寧九年完成的《正蒙》,堪稱重量級,對後世政治哲學的發展產生了巨大影響。

  • 15

      張載一生大部分的精力都用在了著書立説和教書育人。 “經世致用”是他堅守始終的治學旨宗。他重視對現實問題的研究和探索,認為教育的目的是使人變化氣質而成為聖賢,從而通濟天下,利濟眾生。他反對“空知不行”“學而不用”等一切“閉門造車”“紙上談兵”式的死讀書、讀死書。

      張載重視《周禮》,他在鑽研學問的同時,從來沒有停止對社會改革的探索。他從北宋現實問題入手,力圖探求根本的解決方法。

  • 16

      張載少年喪父,一生歷盡艱辛,民生疾苦和社會矛盾也深深憂慮着他的生活。海納百川的寬闊胸襟和生民為本的憂患意識是張載生命的主導,他以天下興亡為己任,心懷“天下一體”的理想主張,認為人生在世,要尊順天意,立天、立地、立人,做到誠意、正心、格物、致知、明理、修身、齊家,治國平天下,努力達到聖賢境界。

      張載的學術宗旨,被當代哲學家馮友蘭概括為“橫渠四句”——“為天地立心,為生民立命,為往聖繼絕學,為萬世開太平。”此“四為句”成為歷代讀書人追求的終極目標,傳頌不衰。

  • 17

      “學高為師,身正為範”用在張載身上是熨貼的。張載的一生,做人做事都恪守規範,對自身、家人、弟子的要求都十分嚴格。

      為了訓誡學生,張載將《正蒙•乾稱篇》中的精選內容摘錄於學堂雙牖的左右側,題為《砭愚》《訂頑》,後來,程頤將《訂頑》改稱為《西銘》,《砭愚》改稱為《東銘》),即現在大家熟知的《東銘》《西銘》。

      教育家人,他規定有“十戒”:戒逐淫朋隊伍;戒好鮮衣美食;戒馳馬試劍鬥雞走狗;戒濫飲狂歌;戒早眠晏起;戒依父兄勢輕動打罵;戒喜行尖戳事;戒近暱婢子;戒氣質高傲不循足讓;戒多讒言習市語。

  • 18

      神宗熙寧十年(公元1077年),張載再度受到舉薦。當神宗皇帝要求張載回京任職的召書到達時,張載正患有嚴重的肺病,但他還是決定應召回京。他的政治理想和學術主張需要一個實施的平台,他不願意錯過這個機會。

      神宗聘請張載擔任同知太常職務(禮部副職)。張載一上任,就開始積極推行復古婚冠喪祭的禮儀,但沒想到,理想很豐滿,現實很骨感,他受到打擊。

      張載再次辭官西歸。返家途中,他夜宿於臨潼,深感體力不支,當晚沐浴就寢,沒想到,次日清晨便與世長辭,終年五十八歲。這位名震中華的大儒,就這樣走完了自己的一生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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